從清平樂·六盤山 看長征前夕至長征后期毛澤東心境的變化

毛尚卿

六盤山紅軍長征紀念館

“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這是長征途中毛澤東所作的最后一篇詞——《清平樂·六盤山》。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陜甘支隊翻越六盤山時，毛澤東觸景生情，寫下了這首詠懷之作。通覽此詞，毛澤東一展宏圖的革命抱負和對革命前途的樂觀心態躍然紙上。但是，如果脫離具體的時空環境來看這首詞，那么這種豪邁心境與毛澤東素來就有的“超然的氣概和強烈的自信心”并無二致。只有將這首詞放在中央紅軍艱難曲折的長征全過程，特別是后半程中來加以考察對照，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毛澤東寫這首詞時“豁然開朗”的心境并理解其緣由。

長征前夕心情郁悶的毛澤東

毛澤東是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但由于受到“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排擠和打擊，在長征之前的一段較長的時間里，他處在異常艱難的境地中，心情是沉郁的。

在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上，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各項政策主張受到“左”傾路線的錯誤批判。從此，毛澤東的境遇開始一步步變差。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軍事主張再次受到“左”傾路線的批評，會后他被迫離開了紅軍領導崗位。雖然被“趕出了”紅軍，失去了指揮軍隊的權力，但毛澤東始終憂心戰事。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面對敵人的堡壘戰術，毛澤東曾幾次向中央提出打破“圍剿”的建議，但都石沉大海。

1933年11月，被調到福建“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19路軍打出了反蔣抗日的旗幟，這對紅軍來說是一次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絕佳機會。毛澤東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這一建議未被采納。

1934年4月，廣昌戰役后，針對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的瞎指揮導致的喪師失地局面，彭德懷面對李德曾有“崽賣爺田心不痛”的憤激之詞。毛澤東雖然身在后方，面對中央蘇區的軍事危機，內心也不平靜，對死打硬拼的廣昌保衛戰提出尖銳的批評，但最終也無濟于事。7月，當中共中央討論湘贛蘇區紅6軍團的行動方針問題時，毛澤東又向中央提出建議：中央紅軍往西邊去，“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中共中央又沒有采納。

8月底，中央蘇區東線和北線已被敵人突破，西線和南線的形勢也更加危急，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已經破滅。此前，中共中央已于廣昌戰役之后，決定實行戰略轉移。這個決定上報共產國際并得到批準，但這在當時是絕密消息，毛澤東尚不知情。9月上旬，毛澤東“因前線吃緊，日夜憂思，對戰局放心不下”，向中央提出到于都視察并得到同意。

9月29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上發表《一切為了保衛蘇維?！返纳缯?，實際上將中央紅軍即將戰略轉移的決定公布于眾。10月上旬，毛澤東接到有關準備轉移的秘密通知，立即趕回瑞金布置善后工作。10月10日，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同中央縱隊一道從瑞金梅坑出發向贛南省會于都集結。18日，在于都布置相關工作后，毛澤東帶著警衛班離開于都城，踏上了長征之路。

后來，毛澤東曾提到自己長征前夕的心情：1934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是“郁悶的”。

長征途中毛澤東心情依舊沉郁

等待多數人的“覺悟”，用很大的耐心做溝通說服工作

毛澤東后來說：“一萬二千五百公里的長征是光榮的，但實際上是由于犯了路線錯誤，被敵人追趕得不得不走的?！彪m然毛澤東較早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但是在長征出發前后，黨內對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及其原因尚未形成共識。毛澤東后來說：“盡管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多數人還不覺悟，還看不到，而不正確的路線卻被多數人接受，正確的路線被稱為是機會主義的，而機會主義的路線被稱為是正確的，我們還會受到攻擊。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就要能夠忍耐，等待群眾的覺悟?！?/p>

這種“等待”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首先，在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者的威望建立起來以前，大多數同志的覺悟可能需要在實踐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之后才會有，而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革命力量的巨大損失。正如毛澤東所講，“思想這個東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壞的東西，不適合馬列主義的東西，不適合中國情況的東西，就要經過一定的階段，就要有經驗，單靠講是講不通的”，因為人們是“只信經驗不信講話的”。其次，“等待”不是主觀上不做工作，以坐等“事實的教育”的到來，如同毛澤東所說，雖然人們是“只信經驗不信講話的”，“但是講還是要講的”。這也是后來毛澤東所說的長征開始后“用很大的耐心，隱忍著種種痛苦”做溝通說服工作的原因。

長征出發前后，按照既定的計劃，中央政治局委員要分散到各軍團去，但是毛澤東向中央提議，轉移時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中央同意了。這就為首先在小范圍內達成對反“圍剿”失敗原因的共識創造了條件。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紅軍突破第三道封鎖線進入湘南后，毛澤東開始向張聞天和王稼祥分析第五次反“圍剿”軍事路線的錯誤，王稼祥首先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張聞天很快也表示贊同。毛澤東隨后向中央建議，湘南地區群眾基礎好，且已經沒有敵人的堡壘，應乘各路敵軍調動之際，變被動為主動，組織力量殺一個回馬槍，以扭轉戰局。這一方針得到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但中央未予采納。與此同時，彭德懷提出尋機殲敵一部的建議也被拒絕。在敵人已經判明紅軍行動方向的情況下，中央依然機械固守向湘鄂西轉移的既定計劃，造成了此后紅軍血戰湘江的被動局面，全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人縮減為3萬余人。6ACDBDD0-D525-4ADD-905D-1CBC91BCAA89

湘江戰役以最慘烈的方式把錯誤軍事路線造成的惡果充分展現出來。劉伯承回憶：“廣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這種狀況推動了毛澤東的復出。中央紅軍通過湘江后，向越城嶺（即老山界）及其以西的西延地區前進。面對錯誤軍事路線導致的嚴重損失，過老山界之后，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開始公開批評軍事路線的錯誤，“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這種批評和爭論首要解決的是紅軍戰略轉移的方向問題。根據軍委二局破譯的敵人電報，敵人已在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上布置了四道封鎖線，毛澤東遂向中央建議，放棄同紅2、6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博古、李德不接受這一建議。但是，在慘重的軍事失敗面前，博古、李德領導紅軍的權威性迅速被削弱，單純的拒絕已經無法像以往一樣平息爭論。為此，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縣境內召開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討論行軍方向。會上，多數人支持毛澤東西進貴州的主張，否定了博古、李德堅持的立即北上到湘鄂西去的方針。對毛澤東個人來說，這是自1932年10月寧都會議被迫離開紅軍領導崗位后，第一次參與重大軍事問題的決策并得到中央多數同志的贊同。

西進貴州后，中央內部關于北上和西進的分歧并未消弭。因為通道會議作出的紅軍西進貴州的決定，在中央負責人看來只是戰術機動，最終的戰略方向還是湘鄂西。為繼續解決戰略方向問題，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貴州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該是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會議還針對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對中央軍事路線的批評，提出到遵義地區后召開政治局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的經驗教訓。但在向遵義地區進軍途中，爭論依舊不斷。為此，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召開猴場會議，再次否定了到湘西去的主張，重申黎平會議的決定。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從左到右）在延安

會后，紅軍強渡烏江，1月7日襲占遵義。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會議首先根據劉伯承和聶榮臻的建議，改變了黎平會議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決定北渡長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會議還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否定了“左”傾軍事路線，事實上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央的統治。毛澤東后來說“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也是毛澤東個人境遇的轉折點。毛澤東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事實上開始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如同周恩來所說：“經過多次挫折，到了遵義只有三萬多人。這么大的損失！這個嚴重的錯誤是血的教訓。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睍?，中央常委進行分工，毛澤東參與軍事工作，事實上開始重新領導中央紅軍。從此，中央紅軍一改以往呆板機械的戰略戰術。

毛澤東的軍事權威還沒有完全建立，其戰略戰術還未被完全認同

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向川南開進，準備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實現遵義會議確定的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為了順利北渡長江，毛澤東等人決定利用土城附近有利地形圍殲追擊紅軍的川軍郭勛祺部4個團。1月28日戰斗打響，激戰多時，最后發現敵人是6個團，而且敵人還有后續部隊，戰局逐漸對紅軍不利。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議召開主要領導人會議，決定紅軍撤出戰斗，于1月29日渡赤水河西進。這就是一渡赤水。毛澤東向來主張“慎重初戰”，而土城之戰是毛澤東取得領導地位后指揮的首次戰役，結果出師不利。博古當時就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泵珴蓶|面臨的壓力陡然增加。

一渡赤水后，紅軍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尋機北渡長江。但是，川軍已受命封鎖長江南北兩岸，且已在川南古藺、敘永地區布防，中央紅軍又面臨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境地，接連發生激烈戰斗。為避開不利態勢，中央紅軍迅速脫離當前之敵，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域集結。2月5日，中共中央在川滇黔三省交界處決定以張聞天取代博古負總的責任。同時，中革軍委開始考慮如北渡長江不可能時，則留在川滇邊境創造新蘇區。2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正式決定放棄北渡長江計劃，而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同時命令各軍團向扎西集中。蔣介石發現紅軍這一情況后，命令國民黨軍立即從各個方向向扎西地區“圍剿”。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紅軍按照毛澤東的建議轉兵東進，二渡赤水，之后連克桐梓、婁山關，二占遵義城，消滅敵吳奇偉一部，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但是毛澤東等人心里非常清楚，雖然紅軍暫時取得了勝利，但是在敵人重兵圍困之下，找一個落腳的地方并不容易。

為了作戰指揮更加靈便，3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組織前敵司令部，任命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勝利之下，毛澤東獲得了直接指揮軍隊的權力。此后，中央紅軍在遵義以西地區幾次調整部署尋機殲敵，但均未達目的。就在此時，林彪和聶榮臻向中央提議攻打打鼓新場，消滅王家烈部。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茍壩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攻占打鼓新場的問題，與會人員大都同意打，只有毛澤東持反對意見。周恩來回憶：“只有毛主席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嘛?！泵珴蓶|在會上甚至以“去就前敵總指揮的職務力爭”，但有人發言說：“少數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庇谑?，會議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定了毛澤東的意見，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場的決定，毛澤東剛就任沒幾天的前敵政治委員被免去。毛澤東后來說，人們“沒有義務一下子支持你”，“你的工作還沒有成績，他們為什么要支持你呢”，“只有勝利是多數”時，“才能得到多數人的贊成”。按照這個思路，僅憑前不久取得的勝利，再考慮到此前土城戰役的失利，長征以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還遠未達到“勝利是多數”的標準。這意味著，毛澤東在黨內建立起領導威望還需要一段“艱難”的歷程。6ACDBDD0-D525-4ADD-905D-1CBC91BCAA89

盡管毛澤東的意見在會上被否決，但毛澤東“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半夜里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并得到他的支持，最終又說服了大家，放棄了原來攻打打鼓新場的計劃。此后，在毛澤東提議下，中央改變了在復雜多變的戰爭狀態下通過集體開會、民主表決的辦法來領導戰爭的方式，成立了由周恩來負責的包括毛澤東、王稼祥在內的三人軍事小組負責指揮作戰，以適應瞬息萬變的戰爭局勢，“從此以后，長征的軍事行動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揮下進行”。為了調動敵人以跳出重圍，3月16日至17日，中央紅軍向西三渡赤水，再次擺出北渡長江姿態，把敵人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的川南地區。乘各路敵人向川南疾進之時，中央紅軍突然且秘密折向東進，于3月21日至22日四渡赤水河。在敵人摸不清紅軍意圖之時，南渡烏江，直逼敵人兵力空虛的貴陽，調動滇軍來援后，迅即兵鋒一轉直插云南，威脅昆明。滇軍慌忙調動長江沿線兵力守衛昆明，結果紅軍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后，兵分三路向西北方向金沙江邊疾進。然后，中央紅軍經過九天九夜渡過金沙江，從此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直到今天，四渡赤水仍然是值得稱道的富有想象力的軍事行動。但是，當時很多人對四渡赤水很不理解，尤其是對不打仗而老是來回跑路以及由此造成的非戰斗減員存在抱怨情緒。劉英回憶，當時“上上下下雖然服從命令聽指揮，但對四渡赤水這一段也有不同意見，主要是圍繞著走路還是打仗。在三人小組里，稼祥對毛主席的辦法就有意見。他向聞天反映，說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稼祥要求開會討論這個問題。軍隊里意見也不少，說只走路不打仗，部隊沒有打垮倒要拖垮了”。林彪的“不走弓弦、盡走弓背”的埋怨也出來了。楊尚昆也提到：“那時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兩條腿都走痛了，有的人連爬都爬不動了。這段時間，紅軍的情緒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過去，明天過來，部隊里罵娘罵得很厲害?！钡阶詈?，這種抱怨情緒甚至發展到要求再次更換軍事領導的地步。這種狀況直到渡過金沙江后于5月12日召開的會理會議上才得以平息。劉英后來說：“在當時，毛主席既沒有后來那樣的絕對權威，大家對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也還沒有完全領會?！?p>

六盤山紅軍長征紀念碑

從長征開始到會理會議，中央紅軍在敵人重兵包圍之下“邊打邊走”，在“驚濤駭浪中作戰”，面臨著空前的危險和困難。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逐步成為作戰指揮的實際負責者，但其面臨的困難和壓力未曾稍減。一方面，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下，紅軍的戰略方向一變再變，為了調動和迷惑敵人，行軍路線不得不靈活多變，甚至要多跑很多路，即便如此，也始終不能輕而易舉地找到一個落腳的地方。另一方面，毛澤東領導紅軍后，其軍事權威尚未完全建立，黨內存在著對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的認識分歧不時牽絆著毛澤東軍事才能的發揮，這又在無形中增加了中央紅軍的困難。毛澤東后來提及長征途中自己的心態時有這樣的話：“萬里長征，千回百折，順利少于困難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h3>毛澤東一生當中“最黑暗的時刻”

渡過金沙江后，遵義會議決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終于有了實現的可能。會理會議結束后，中央紅軍繼續北上，經西昌、瀘沽，通過彝族區，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和紅四方面軍一部在懋功達維鎮會師。消息傳回，一時群情振奮，到處歡欣鼓舞。但是，誰也不會想到，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不久，就發生了因張國燾倚仗兵強馬壯違抗中央方針而導致的黨內空前未有的分裂。毛澤東曾簡短地描述過張國燾鬧分裂的過程：“會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中央盡力遷就他，安他一個紅軍總政委。但是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曾經采取會議商討、妥協讓步、說理批評等各種辦法來爭取張國燾，但是張國燾最終還是“反了”，中共中央被迫帶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單獨北上。后來，毛澤東認為這一時期是其一生當中“最黑暗的時刻”。

探察歷史的細微之處，可以感受到毛澤東何以把這一時期稱為“最黑暗的時刻”。

中國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的黨，有嚴格的組織紀律。但是，張國燾是中共一大的會議主持人，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竟然依靠槍桿子而置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和毛兒蓋會議集體作出的關于北上在川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以及中央多次要求北上的指示于不顧，“否認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組織原則，漠視黨的一切紀律”，私自決定帶領幾萬紅軍南下。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事情，“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不能不令中共中央、毛澤東等人感到憂慮。

毛澤東后來說，張國燾于1935年9月9日在給統率右路軍的前敵指揮部政委陳昌浩的電報上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的內容。這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不能不考慮，中央有可能被武力強制南下。而一旦南下，中央不但地位全失，將形同傀儡被張國燾擺布，而且可能面臨被“搞掉”的危險。

為了擺脫潛在的極大危險，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當機立斷，于9月10日凌晨率中央機關和紅一方面軍主力，脫離右路軍的紅四方面軍部隊，秘密向俄界進發。但是，第二天一早，紅四方面軍部隊就發現了這一情況。徐向前回憶：“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么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10日上午，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受命追上中央和紅3軍，要把原紅四方面軍的人員帶回去，一時雙方劍拔弩張。在毛澤東的冷靜勸說下，一場危機才得以化解。毛澤東后來說：“當時如果不慎重，那么會打起來的?！睆臅煏r的興高采烈發展到此時幾乎兵戎相見，不能不讓人感覺“黑暗”。6ACDBDD0-D525-4ADD-905D-1CBC91BCAA89

9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率紅3軍抵達俄界，同先期抵達俄界的紅1軍會合。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會議決定，中共中央率領紅1、3軍繼續北上。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說：“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是應該在川、陜、甘創建蘇區。但是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北上，所以，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系，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钡?，從俄界到“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根據地，又將是一個長途行軍、流動作戰的局面，即便采取“游擊戰爭”的方式而不同敵人硬拼，也將是艱難的過程，甚至還有被敵人打散的危險。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已經估計到這一點，并且作了最壞的打算。他說：“即使給敵人打散，我們也可以做白區工作?！蹦舷碌膹垏鵂c之所以敢另立“中央”，也與他對中共中央率領少數部隊北上的前途不看好有關。陳伯鈞曾說：“張國燾總以為中央紅軍北上時會被搞掉?！?/p>

但是，張國燾低估了毛澤東堅持原則的堅強意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風險，這應當是毛澤東所認為的“最黑暗的時刻”的最重要原因。不過，這一“最黑暗的時刻”因為一個意外的發現，很快變得“柳暗花明”“豁然開朗”了。

毛澤東“豁然開朗”的心境

在俄界會議上，中共中央將所率部隊改編為陜甘支隊，會后繼續北上，向甘南臘子口前進。路上在穿越藏族聚居區和原始森林地帶時，對紅軍缺乏了解的藏兵與藏民不時襲擊紅軍。紅軍還要面對復雜崎嶇的道路和缺衣少食的困難，又有不少減員。1935年9月16日，紅軍逼近天險臘子口。臘子口是通往甘南的唯一通道，不占臘子口，部隊無法前進。因此本來要避免硬拼的陜甘支隊不得不打這一仗。經過激烈戰斗，陜甘支隊付出了上千人傷亡的代價，于9月17日突破臘子口?！芭D子口一戰，北上的通道打開了。如果，臘子口打不開，我軍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無論軍事上政治上，都會處于進退失據的境地?，F在好了，臘子口一打開，全盤棋都走活了?！?/p>

此后，陜甘支隊繼續北進，翻越岷山。9月18日，先頭部隊占領哈達鋪。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哈達鋪召開完討論組織工作的常委會議后，從收集到的報紙中發現一個令人喜出望外的消息：陜北還有一塊根據地。中共中央早在8月份的沙窩會議和毛兒蓋會議上就曾提到紅25軍和紅26軍在陜甘地區活動，但是并不知道還有根據地存在。陸定一后來說：“我們當時連陜北還有個根據地都不知道?！睏钌欣ヒ舱f：“那時我們只有八千多人出來，并不知道陜北有個根據地?！睆膱蠹埳系弥鶕氐南⒑?，9月20日當天，中共中央又召開陜甘支隊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行動方針與任務的報告。他說，我們“首先要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從現地到劉志丹創建的陜北革命根據地不過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奮精神，繼續北上”。陜北存在根據地的消息一經宣布，陜甘支隊低落的精神為之一振。此后，中共中央率領陜甘支隊向陜北進發，9月27日到達通渭縣榜羅鎮。在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根據新了解的情況，改變了俄界會議上在靠近蘇聯邊境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正式決定把落腳點放在陜北，“在陜北保衛和擴大蘇區”。

毛澤東后來說：“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边@種“豁然開朗”“柳暗花明”最直接的原因莫過于過了岷山之后，在哈達鋪得知在陜北還有根據地，這就避免了繼續長途流動作戰有可能“被打散”的風險，度過了因張國燾分裂而帶來的“最黑暗的時刻”。過了岷山之后的毛澤東，此前“郁悶、沉郁”的心情不見了，《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等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的詩詞開始出現，從中已經可見毛澤東“豁然開朗”的心情。10月7日，毛澤東率領陜甘支隊越過六盤山主峰，經環縣與慶陽之間，繼續向陜北進發。六盤山上開闊的視野又觸發了毛澤東的豪邁詩情，于是就有了《清平樂·六盤山》的問世。6ACDBDD0-D525-4ADD-905D-1CBC91BCAA89